百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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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荣校 铭记一生-------65届船舶锅炉22001班 李金发

发布时间:2015-04-08
        年逾古稀、自觉有点才思衰缓、词语塞堵。然一思及母校毕业五十年,不竟文字又自然流出…….
     一九五八年,我一个十五岁的穷苦工人家的孩子被保送到交通大学工农预科,那时,没有门户之媾,钱权交融,纯粹是为了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一九六零年又直升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学习。
     所以,我在母校是七年,这样沐浴着党的恩情进入交大的有152个孩子,我是其中之一。还有同班的陶爱珠、陈鸿新、张家福、孙明兴同学也是和我一样幸福的孩子。  
      交大,不仅是工程师的摇篮,也是我们人生观,价值观培育成熟的圣殿。
      七年间,我们得益于交通大学“起点高、要求严、基础厚、重实践” 的学风,在今后的工作中常会显出上手快、勤钻研、适应力强,能解决实际问题而出类拔萃。所以,谈起坊间谚语“交大交大,骄傲自大”时毫无贬义的成份,反觉得交大毕业的学生确有这样的“资本”。但更让我难忘的是:我们去工厂,直接下车间当工人,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去农村,住在农民家,与他们一样起早摸黑,烈焰酷日下抢种抢收;我们去部队,穿上海军服,在“开封”号护卫舰上当抢炮兵;我们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四清工作队,当一名工作队员;我们在穆汉祥、史霄雯烈士墓前举行入团宣誓;尤其是雷锋、焦裕禄的光辉事迹与榜样力量正是我们在校时期深受感染并且惠及一生的。
     是的,是母校的教育让我们确立了以“奉献”作为旗帜的人生观,是母校的教育让我们确立起“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信念。我记得当一九六五年毕业时,我们全班三十位同学在分配志愿表上几乎清一色的写上“祖国的需要是我的第一志愿!
     母校一别,恰逢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在那个年代里,很多无辜甚至优秀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被批斗、被强行剥夺走自由和尊严,我的一些出于人性本能与良知的作为,让当时蒙难的一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认定我是一个仗义、正直的青年,从而文革之后令我走上了文秘之路。八十年代初期,我成了一个副部级企业的首席秘书。按通常所说,我的“仕途畅通”。然而小平同志掀起的改革大潮让我兴奋不已,我抛弃了一帆风顺但却平淡沉闷的生活,辞去了处级待遇与可见的仕途,选择了一条奋斗之路,想自已创建一个企业,在这个企业里建立起全新的机制,为中国企业的改革作出尝试性的贡献。

     我当时的决定让我的同事、领导都感到意外与不好理解。然而下海不久,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感受让我的决心更加坚定:
     记得那年的春天,我从武汉到广洲——深圳——香港——新加坡,一路爬坡,对我的剌激越来越大。归途时,从新加坡返香港至深圳,我在深圳的一家酒店独自嚎淘大哭,我是为跌落大哭,为我们当时国内的境况大哭。同是华人治理,不仅是物质文明,更甚是精神文明为何落差如此之大!伤感之后,从心底涌出一股奋发的激情。
     我真正的白手起家,在企业里彻底摒弃大锅饭、废除干部职务以及职级的终身制。提倡“能干者上、不能干者下”,“能干不能干,工作成果看”。在企业形成“超越昨天、超越自已、超越上级”的奋发图强之气氛。从而形成了没有一个闲人,高速有效运转的管理机制。同时以“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构建企业制度及企业文化,让每位职工真正以主人翁的思维与态度在企业心情舒畅地工作。这些做法为武汉市的企业界改革所肯定。
     三十年过去了,可以向母校告慰的是,我实现了自己的初衷,我无负于投身改革的使命,我担任董事长的企业——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在湖北省所属的行业里始终占据着第一的位置。我最荣幸的是因此连续三届十五年被选为武汉市人大代表,期间还被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授予“优秀人大代表”光荣称号。
     弹指五十年,世界大变。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走到了只有中国才有资格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从西方代言人妄想“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走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要中国去接济;一穷二白的祖国成长为数一数二的军事、经济大国。三十年前大哭的我,而今每天为亲爱的祖国蓬勃发展而大笑着。
     诚然,世界与人们的价值观都在变化,然而我们这一代的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依然那样的固执。面对五十年前的“母训”,我们每位学子要回答:你爱国荣校了吗?在母校百年诞庆时,我曾捐赠建造了闵行校区思源湖畔的“李亭”。我在亭前两柱上写了副对联:“欣逢盛典看五洲代代门生均思源,阅尽沧桑见四海莘莘学子皆爱国”。这应该便是我们对母校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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