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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的高考故事:马红孺 | 高考,翻开了人生的新一页
发布时间:2017-07-05


 

2004年,马红孺教授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克莱因教授在一起

 

马红孺,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上海市物理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软物质理论、变换光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在超晶格、准周期链、非线性光学系数计算、超导体中磁通线的模拟、电流变液体理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1993年,33岁的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1999年荣获“国家杰出青年人才基金”,2000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此后的40多天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时间,每天只睡4个小时,这40多天证明了人的潜力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1977年10月22日,作为公社的水利干事,我正在河西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早晨的大喇叭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随着土地开始封冻,平田整地的大会战随后结束。我回到了家中,兴奋、紧张和不知所措。广播里发布了具体通知和高考时间,屈指算来,还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一位打算考试的邻居按要求去预旺高中拿资料,我拿到了宁夏的高考和中专考试复习大纲,父亲从他教书的初中找到了一套北京编写的高校补习教材《初等数学》,以及几本物理和化学教材。终于,可以定下心来复习了。

 

此后的40多天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时间,每天只睡4个小时,其它时间都在复习,吃饭时也在思考问题。高中阶段基本上没有学习数理化,一直在闹革命,唯一学到的,是最简单的医学知识。所以我必须在40多天学完高中数理化内容。开始还能够坚持,到了后来,只要一坐下,眼睛一闭,就立刻睡着。为了提神,我把大块的砖茶煮到能拉丝的程度,过一会喝两口,为了不睡着,就站着看书,站着做题。这40多天证明了人的潜力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当时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门课程。那些年整天搞大批判、学毛选,我在写材料方面还算小有名气,所以语文和政治基本上不需要复习,其它部分,父亲专门为我准备了27页的材料,在考前花了一天背了一下。考试前,我已经按照大纲要求学完数学,物理学完了约四分之三,化学学完了一半。

 

1977年12月15日,高考开始。语文只有一篇作文,题目是“在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其他几门已没有印象。这个题目,感觉太好写了,本以为此生没有机会进大学校门,恢复高考,我可以肯定自己能进大学了,即便当年考不上,半年后也有绝对把握。看到题目,有太多的话要说,理了一下思路,一气呵成。再看看时间,还有半小时,就提前交卷了。

 

高考是在县城进行的,当时的县城只有一家招待所和一家旅馆,我住在稍便宜一些的旅馆里,每天每床1元4角钱。考试结束后,我在旅馆门口的汉族餐厅吃了一盘8毛钱的熘肝尖,外加四个馒头,走进旅馆房间,倒头就睡。从前一天的下午5点睡到了第二天下午的3点。吃了点东西,回去继续睡,大概到了第二天的早晨4、5点,终于醒了,起来收拾了一下,去汽车站买了去预旺的车票。当天中午回到了家,父母在前一天就等着我,等到天黑也没等到。第二天一直在路口张望,终于看到了我。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着急也没有办法。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体检通知,全县参加高考的有几百人,收到体检通知的好像是23人或者27人,其后是政审。志愿是在体检和政审后填的,高考分数没有公布,所以只能凭感觉填。那一年,在宁夏招生的专业中,有中国科大的地球物理、南京大学的核物理、宁夏大学的物理三个与物理相关的专业,我就按照上面的次序填写了这三个学校和专业。当时并非多么钟情于物理,只知道李政道博士和杨振宁博士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他们是物理学家,所以感觉学物理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

 

1978年2月中旬,体检、政审通过的考生陆陆续续收到了录取通知,而我一直没有收到。每天,邮递员会去预旺拿一次邮件,我每天都在焦急地等着邮递员,每天都是失望。2月一天天过完了,我基本上断定不会来通知了,2月最后两天,我已经不再迎接邮递员了。

 

3月1日中午,邮递员敲门走进我的房间,非常神秘地告诉我,说他得到消息,我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当时我立刻意识到,我的通知书到了。邮递员拿出一封从南京大学寄来的挂号信,让我当面拆开,他也想见识一下。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双手颤抖着拆开,拿出了那份被录取到核物理专业的通知书。我还在那里慢慢地看着通知书,邮递员已经把消息传遍了公社大院,十几位公社干部都跑了进来,欣赏了那份通知书。

 

拿上通知书,向家里走去。20里山路,步行了一个小时,这可能是我走得最快的一次了。家人全迎了上来,父母问:“宁夏大学?”我回答:“南京大学!”后来得知,当时父亲感冒发烧,躺在炕上休息,得知我的录取消息后,感冒竟然莫名其妙地好了。

 


 

1978年,南京大学校门前

 

按照通知书,应该在3月1日报到,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通知书在路上走了十几天,已经过了报到时间。当天下午,妹妹赶到15里外的预旺,给南京大学发了电报,请求推迟几天报到。

 

3月3日,公社召开欢送会,20名左右的干部,每人出了2元钱,厨房师傅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上有红酒和白酒,白酒是没有牌子的散装酒,但度数并不低,红酒其实是酒精和糖水兑的,有点甜味。在餐桌上,不断干杯,不断地被祝贺,我也很兴奋,喝了很多。晚餐结束后,20多位在门口排队,每人敬了一杯酒,我一口气喝了二十几杯。走出会议室,脚下的地面左右颠簸,跌跌撞撞。第二天五点不到,我在父亲的陪同下,向预旺走去。母亲、奶奶几个弟弟和妹妹都爬了起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目送我离去,那一夜,母亲一宿没睡,不断地检查行李。

 

第二天到了县城,第三天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同心,到达银川,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迷迷糊糊地到了南京大学。在南大时,辅导员帮忙查了高考分数,当年的总分400分,我考了290分,其中语文83分,数学72分,政治68分,理化67分。
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南京大学的十年,生活虽然艰苦,学习虽然吃力,但却是最幸福的十年。

 

1978年3月7日,经过几天的汽车换汽车、火车换火车,最终在下午五点到达南京站。到达南京大学南园南门时,天已全黑,下着小雨,问了几位同学,终于找到了物理系新生辅导员冯老师。我被安排在76级同学宿舍的一个空床上,开始了在南京的十年求学生活。同宿舍的,还有现在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的许煜雄老师。这些同学对我这位刚刚到大城市的小山里人多方照顾,至今难忘。

 


 

1978年,南京

 

由于最后一个报到,我的学号被安排为最后一个,是第31名。大约3-4周之后,学校又扩录了一批学生,我们班的规模扩大为45人。为了让扩录的同学住进来,宿舍做了调整,每个宿舍由8个人改为10个人,我也调到了和同班同学一起住。1978年冬天,宿舍太挤,门窗紧闭,早晨起床出门转一圈回来,会闻到宿舍里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所以我起床出门就带好书包,到中午再回宿舍。

 

由于晚到,入学教育已结束,第二天是专业教育,上午参观物理楼,下午是核物理的施士元教授作专业介绍。这位已经71岁的老先生满头银发,风度甚好,声音不大,语速平稳,娓娓道来,介绍了我们未来四年将要学习的内容。第一次看到大教授,肃然起敬,听得特别认真,老先生当时的神态,讲过的话和讲话时的表情,至今仍清楚记得。后来知道,施先生是清华物理系首届三位毕业生之一,是居里夫人的博士,同时也是吴健雄的老师。四年后,我有幸在施先生指导下做了毕业设计,成为施先生的学生,每次与施先生讨论,都让我打开了眼界,受益匪浅。施先生出身名门、气质高雅、多才多艺、淡泊名利,2007年在离百岁生日只有数天时安详去世。

 

第二周开始,就正式上课了。第一学期的课程,学得非常吃力。高等数学用的是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讲义,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特别是“老三届”的同学,学得很轻松。对我而言,所有的内容都是新的,每天有很多内容,课堂上基本听不懂,也跟不上,课后需要花很多时间一字一句地抠教材、看例题,试着做题目。力学的内容,课堂上似乎能听懂,课后看教材好像也能明白,但题目就是做不出来。英文是最吃力的,第一次英文课分班考试,第一题是写出26个英文字母,我大概只写出了十几个,这还都是在物理化学中学到的。其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习音标发音和几个简单的句子,每天早晨起来就围着操场一圈一圈地走,一边走一边背单词,往往一个早晨无法记住一个单词。

 

1978年的夏天,南京特别热。到了期末,已经无法考试,提前放了暑假。暑假在家基本上没有做农活,每天看书,做习题。开学后考试,高等数学考了60几分,英文和力学都勉强及格,成绩在全班排在倒数前几名。第二学期的物理课是电磁学,能跟得上上课的进度了,除英文不得要领外,对其他课程也开始有了感觉。当时有一本是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很多同学都在做上面的习题。那时候,南京大学图书馆只有很少几本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书店是买不到的,借到的同学就会当宝贝保留,直到到期日还掉,然后同宿舍的同学会立刻借来。我一直没有能够借到这本书,每天都从同学手中借几分钟,抄几道题做。

 

为增加高等数学的深度,在多数同学的强烈要求下,数学老师改用黄正中教授编写的《高等数学》。当时这本书的新版刚刚出版,黄正中教授就将出版社送来的书拿了出来,让我们及时有了课本。黄正中教授也是我们线性代数的主讲老师,他讲课非常严谨,板书特别整齐,在黑板上总是非常完整地写出矩阵每一个需要写出的元素。当然,他的课难度确实有所增加,经常绞尽脑汁才能做出题来。

 

学校的教室和宿舍都很紧张,晚自习经常找不到位子,有些同学经常跑到不远处的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上晚自习。教室每天晚上9:30关灯,宿舍是10:00关灯,很多同学就拿着小凳子,借着路灯做题。辅导员做的最多好像就是晚上赶大家回宿舍和早晨叫同学们起来锻炼。

 

第三学期的光学课比较容易,班上几位同学考了满分,我也是其中之一。成绩出来的时候,宿舍同学都很惊奇。这个学期,我的其他各门课程的成绩大体上在80分以上。从这学期开始,除了英文,其他课程都比较顺利,考试成绩基本上是一半80多分,一半90多分,成绩排名大致处于班上的前三分之一。

 

物理系出名的课程是所谓四大力学,被认为是最能考验物理学习的课程,也是最难通过的课程。其中的量子力学由蔡建华老师主讲,用的是蔡老师写的油印讲义。蔡老师穿戴整齐得体,很有风度,讲起课来没有废话,概念清楚,公式推导和演算干净整齐,同学们相当崇拜。在开设量子力学这个学期开始前,李政道教授发起了CUSPEA考试,为此从班里挑选了部分同学提前做培训。这一年的量子力学期中考试题目具有CUSPEA考题的风格,参加考试的同学绝大部分没有及格,我考了83分,是全年级第一名。当然,班里最好的一批同学因为参加过CUSPEA而没有参加这次考试。尽管如此,蔡老师还是在课堂上表扬了我。此后,蔡老师在各门课的学习中都给予我关怀和指导,我也在毕业后考研时,成为了蔡老师的博士。

 

大四的时候,我参加了CUSPEA考试,这一次既有77级的同学,也有78级同学。全国挑选100名左右,我的物理成绩排名大概在四十几名,但英文成绩与合格线差了一分,未能入选。得知选拔结果时,同时参加考试且入选的几位同学都认为一定是搞错了,他们认为我的成绩应该与他们相当或略高。我比较坦然,但得知是因为英文的一分之差落选时,还是痛苦了一阵子。当年好像只有一位英文没有过线的同学被破格推荐,是中科大的文小刚,物理好像是第一名。文小刚目前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在物理学多个领域做出了很大成果。

 


 

1985年,南京,硕士毕业答辩

 

1982年春本科毕业,因CUSPEA落选,加之家庭经济困难,我本打算参加毕业分配,及早为家庭做贡献。但此前已经知道我将会分配回原籍,考虑到所学知识不大可能在宁夏发挥作用,就选择了考研。1985年硕士毕业后,我又考了博士,在蔡建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学业。在博士论文阶段,导师已调到上海交通大学,我也有一半时间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度过。蔡建华教授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后,我便追随蔡老师来到了上海交大,开始了近30年的交大教书和研究生涯。

 

 

 

基本上所有在美留学生都选择了拿绿卡,我非常矛盾,那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未来的30年,中国将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国人,如果仅仅作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也许会抱憾终生。

 


 

1988年,上海交大

 

1988年3月,我到交大报到,正式成为了一名交大人。起初在法华镇校区与三位青年教师住一个宿舍,半年后终于在闵行安顿下来。大年三十那一天,我在闵行的房子里,烧着煤球炉,准备过年食物,校党委书记何友声教授前来看望。我当时十分感动,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得到了学校最高领导的登门慰问,感觉是不可思议之事,这件事后来成为了我多年在交大坚守的强力支撑。
 

在交大图书馆

 

在交大的第一学期讲授研究生课程高等统计物理,此前这门课基本上都是自学加辅导的形式。1988年10月,我协助蔡建华老师组织了超晶格和量子阱国际会议,一大批国际国内一流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功,此后又和董金平老师一起协助蔡老师编辑了会议文集,在新加坡的世界图书公司出版。

 

1988年秋,我收到了在美国读书的同学王江的来信,告知美国特拉华大学徐少达教授希望在中国招收一位博士后,并给予了联系方式,紧接着又收到了徐少达教授的来信,邀我去做博士后。后来得知,当时中国学者的刻苦努力给美国学者留下了很好印象,很多华人学者也希望帮助中国培养科研人员。

 

1989年7月7日,我坐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转机费城,到达特拉华大学巴特尔研究所,开始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这两年,经常和徐少达教授讨论问题,学到了很多。徐教授不仅在学术上,也在生活上提供了很多帮助。当时给我的博士后年薪是2.8万美元,第二年又涨到3万美元,这是相当不错的,是所里有些博士后的两倍左右。

 

1991年,华盛顿

 

两年的博士后很快结束,我面临着艰难选择。有教授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博士后,巴特尔研究所的所长奈斯教授建议我留美工作。当时留美没有任何困难,也可以办理绿卡。事实上,基本上所有在美留学生都选择了拿绿卡,加入美国国籍。我非常矛盾,那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未来的30年,中国将会经历翻天覆地、甚至是空前绝后的巨大变化,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仅仅作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也许会抱憾终生。

 


 

1991年,纽约

 

经过两个月的痛苦思考,最终下定决心,返回中国。我用3000美元(2万多人民币)买了一台配置较好的486计算机,于1991年8月飞回了上海。那台计算机也作为学校的资产申请了免税,回校后办理了财产登记,当时全校的486计算机的台数好像是两位数。

 

回交大后,蔡先生已经在1990年去世,我的工作并不顺利,各种条件的下降远超出预期,特别是查阅文献和通讯方面,已经习惯了在图书馆就能看当期期刊,随时利用电邮在终端看新闻,感觉时间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生活方面的改变也是巨大的,一方面,每斤一角五分的青菜价,比美国一磅一美元便宜太多,但另一方面,在美国非常便宜的日常饮料可乐雪碧,以及肯德基这种在美国已经吃厌烦了的快餐,在中国的价格甚至比美国还要高,我每个月238元的工资,根本不够喝,带回来的钱很快就要用完,我戒掉了咖啡饮料。

 


 

1995年,香港

 

周围朋友、记者都对我回国极有兴趣,问我为什么回国。开始我还有所解释,后来一概以“在美国混不下去了”作答,也就没有了继续的好奇。1992年,我在国家超导中心申请到了每年大约5000元的资助,研究工作才逐步开始了。艰难地度过几年后,1994年,我应邀到香港科技大学做访问学者,参加沈平教授课题组工作。年薪是25万港币,与当时每月大约400元的工资相比,增加了很多。香港工作两年后,再次回到交大,此时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对教师待遇有所改善,工资在随后几年也有了增长。进入新世纪,我成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每年10万元的津贴大大改善了生活,研究工作也慢慢开展了起来。

 


 

2000年,给新生上力学课

 

回顾1977至今的40年,我为亲历了高考恢复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庆幸,它让我从一个偏远、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走了出来,也让我如愿亲身体会了中国三十年来的巨大、超速发展。南京大学的十年是最幸福和愉快的十年,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乌衣巷、白鹭洲、玄武湖、紫金山、雨花台都充满了温暖回忆。那时生活虽然艰苦,学习也曾吃力,但同学的友情和帮助,老师的关怀,南京人的朴实,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美的博士后生活和在香港科技大学访问的两年,与同事合作愉快,从导师那里也获益良多。2012年,我调入了机械和动力工程学院,在学院的这几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交大的温暖。

 

感念生活,铭记美好,愿自己快乐地走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本文由故事当事人提供材料,张玲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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